可能女性到了这个年龄，都有强烈的倾诉欲。
在咖啡的氤氲香气中，苏山月就像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，开始诉说自己前半生的遭际：“我1982年出生在白完西北的一个偏僻农村，距离最近的镇上有二十多里地。家里很穷，一年四季在地里辛苦刨食，只够勉强糊口，一旦遇到发水、干旱，就要靠借贷过活。我是家里的老二，上面有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具体是什么原因要生那么多，估计徐校长你不难想出答案吧？”
徐生洲点点头。这种情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一些重男轻女的地方还是比较普遍的。
“为了生个男孩，我刚出生没多久，全家就四处东躲xz打游击，所以我从小就有种漂泊感和不安定感。直到四年后弟弟降生，我们才回到老家，家里仅有的房子被扒了，牲口什么的也被牵走了，简直可以说一片白地。但能回到家，终归是安稳下来，只是面临着天价的罚款，每年种地也要交名目众多的各项费用，家里变得更穷了。转眼我已经6岁，要准备上学，但家里根本交不起三块五毛钱的学杂费。还是当民办教师的二伯替我缴了钱，我才有幸进入村里的学校大门。”
苏山月喝了口苦涩的黑咖啡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‘大眼睛女孩’吧？就是那副著名的《我要读书》照片。其实我跟她差不多是同一个年龄，住的地方也是临近县，最初境遇也差不多，乱蓬蓬的头发，脏兮兮的、打着补丁的旧衣服，草纸做的练习本，香烟长短的铅笔，即便最后削到只剩下小指长短也舍不得丢，因为买不起新的。但差别在于她后来出名之后，有无数好心人资助她，而我始终只有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二伯。”
徐生洲道：“你二伯是个好人。”
“我二伯确实是个好人。有时候婶子会因为这事骂他，骂得很难听，甚至故意当着我的面骂他，但是当我要交钱的时候，他还是偷偷拿钱给我，或者不声不响就帮我交了。三年前，我还在读博的时候，他过世了，是胃癌。我都还没来得及正式请他吃顿饭，请他来京城逛逛，给他说声谢谢呢！但他总是以我为骄傲，经常很自豪地跟周围人说：‘我侄女是博士呢！’我二伯确实是个好人，就是好人不太长命！”
徐生洲不知道该怎么把话接下去。
“正因为读书机会来之不易，而且相比在家带人、下田、打猪草，在教室里读书简直就是天堂，所以我从小就非常珍惜能读书的机会，并深信‘知识改变命运’，成绩一直位列全校前茅，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