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儿子暂时进了icu，钱老太才有时间从医院里出来，很快还要赶回去，病人情况不稳定，晚上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。她年纪太大了，没有精力在照顾垂死病人之余，再去想办法打听三个徒弟的情况，只好先顾着一边。
icu门口就像旧时的春运火车站，躺满了打地铺的人，角落里一条小被铺就的地方是钱老太的，那条小被子红粉相间，是她结婚那年自己做的被面。几个病人家属在一边轻声说话，可能是在商量住院费用的事，说到一半有点气急败坏，被路过的护士提醒了，于是各自散开生闷气，泾渭分明地分成了几拨，跑到外面去抽烟。
还有人在打电话，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墙，说话都用气声，听着也像个垂危病患。
更多打算在这过夜的人们都已经躺下了——单是躺，除了流浪汉，没几个人能在这种地方安睡，有人翻来覆去，有人面壁一动不动，有人缩在外套里一刻不停地按手机，躺累了就要起来坐一会。这里没有人哭哭啼啼，也没有什么关于生命的神圣与思考。
大家看起来都很累。躺下的时候，钱老太想：“又抢救过来一次。”她自己听着，觉得心里这声音既不是庆幸，也不是感激，没敢细想，于是翻了个身，把随身的布包紧紧地按在怀里，里面有杨帮主刚刚取给她现金两万。杨帮主送走了钱老太，拎着他的绿拐杖，从路口的自动柜员机慢慢地往回走。喻兰川在旁边陪着他，垂下眼，他不紧不慢地开了口：“爷爷，我明天还得上班，送您回家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老杨大爷看向他。
喻兰川优美的侧脸像是流水线上生产的，烙着高级白领们标配的表情——左半张脸是“我赶时间”，右半张脸是“不感兴趣”，脑门上顶一个“哦”。“需要受害人谅解书，我可以给，没问题。”喻兰川说，“需要我帮忙，我可以提供几个朋友的联系方式，都是在筹款平台工作的，可以帮他们做一个募捐项目。项目上台，我还可以帮忙转发，证实筹款真实性。”老杨大爷没听说过这种新鲜的东西，今年过年，他老人家就学一个收发红包，家人教了三遍，忘了四遍，差点把孙女逼得上吊，于是他忙问：“还可以这样？能筹到钱吗？”
喻兰川避重就轻地说：“有人捐就能筹到。”
至于有没有人捐，喻兰川不太乐观，大家都“身经百骗”了，现在上网搜索公益组织的名字，下面的关联问题里准有“xx靠谱吗？是骗子吗？”之类。“别做梦了，肯定没人捐。”旁边忽然有人插嘴，两人一抬